【搜搜世界】游走在文化与历史间：重新认识中国红色文化

发表于2024-7-29

原文刊发于《红色文化学刊》2023年第1期第21—27页。

[摘 要] 中国红色文化是中国文化与革命史相互交织、彼此借鉴形成的全新体系和概念。概念应有之义,首先文化学层面,突出马克思主义思想正确指导和中国共产党具体领导这两大前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红色文化的定义进行了初次界定。其次历史学层面,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反思了以下三个问题:如何批判性继承中国红色文化,中国红色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从大历史观审视中国红色文化的起止点问题。总之,研究红色文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根”,它是中国红色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土壤。这恰恰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主要所在。

一、问题的源起

近些年,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红色”研究重回学术视野,带有“红色”字眼的词,如“红色基因”“红色资源”“红色旅游”等,迅速成为学术热点,“红色文化”研究也被重视起来。学界从理论构建层面对“红色文化”进行了多方有益探讨。其中,涉及红色文化的概念、内涵与外延,红色文化的本质与核心,红色文化发展的时空问题,红色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邓显超、邓海霞:《十年来国内红色文化概念研究述评》,《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相关研究层次分明、角度新颖、覆盖面广泛,凸显了研究的重难点和广泛性,对红色文化理论的初步构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相关结论在互有印证的同时不免互相龃龉。一方面,有些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由于缺乏理论的系统指导,深挖红色文化的价值不够,开发利用红色资源各自为战,缺乏整体统筹思路。另一方面,相关理论构建工作并不顺利,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未能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的结论。

具体来看,红色文化研究呈现出“冷热”不均,“多少”不平衡状态:其一,基础理论研究冷,传播利用研究热。即对红色文化本身探讨较少,对资源转化运用阐述过多。由于基础研究深度不够,导致在“传播什么?利用什么?”的问题上难以把握红色文化的精髓;其二,局部或细节研究多,全局或整体把握研究少。导致红色文化相关理论构建还不完善,甚至不成体系,各部分之间缺乏逻辑性关联。鉴于此,学界有必要补齐短板,从宏观上继续加强理论构建工作,平衡理论构建与开发利用的关系,更好为社会服务。

二、有关中国红色文化概念的新提法

爬梳已有研究,“红色文化”一词出现频率很高,并多以“某地/区域+红色文化”的形式出现,如江西红色文化、长江三峡地区红色文化、保定红色文化等,但将中国与红色文化相连者却甚是寥寥。经过查找,以“中国红色文化”为题的多属综述类文章,只有3篇,即《德育视角下的中国红色文化研究综述》(2010年)、《2015年中国红色文化研究综述》(2016年)和《论中国红色文化百年发展史》(2017年)。综合三篇文章观点,一致认为应将“中国”作为前缀,对传统所讲的“红色文化”概念加以限定,甚是允当。虽然,早期中国的红色文化来自域外,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关系密切,但中国现有的红色文化的形成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实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民族解放这一伟大社会实践高度契合和一致。在形成过程方面,李慧琳认为,中国红色文化从时间上可以“上溯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所力行的救亡文化和革命文化,更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五四新文化相融,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贯通,下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李慧琳:《理解、认同与传承:发掘红色文化时代价值的三个环节》,《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第2期。）。因此,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的产物。其形成之前,中国红色文化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救亡文化和革命文化、五四新文化影响;形成之后,中国红色文化与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具体表现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精神内涵方面,沈成飞认为中国红色文化“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而在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逐渐凝聚而成新的时代特色……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基因里的奋斗进取精神、民本大众精神、实践创新精神、自我革新精神、勇于担当精神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升华,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红色文化精神,这既是中国特色,也是时代特征”（沈成飞、连文妹:《论红色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当代价值》,《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期。）。可以看出,已经有学者意识到红色文化的中国属性,只是尚未专门提出并进行界定。

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中国红色文化这一概念,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有着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其一,在文化研究中,概念泛化是常见的问题,这一情况在红色文化研究中同样有所反映。在传统研究中,红色文化不为中国所独有,一些学者通过广义、狭义对所研究的红色文化进行区分,力图消除红色文化在空间上的泛化问题。新提中国红色文化,对其加以限定,有利于明确研究目标和研究范畴,进而分析中外红色文化的互动与交流;其二,把中国红色文化置于世界红色文化体系中进行审视,能够生动阐释中国红色文化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中国红色文化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中国学界在红色文化研究中的桥头堡地位,强化中国红色文化研究在国际红色文化研究中的主导作用,开辟独具中国特色与无产阶级风格的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新阵地;其三,中国红色文化的提出,明确了红色文化的中国属性,在理论层面找到了中国红色文化与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近代救亡文化、五四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共性,便于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科学定位中国红色文化。

三、重新认识中国红色文化的几个基本问题

实际上,在继续完善和构建现有红色文化理论过程中,还存在几个无法绕过的问题:如怎样对既有理论进行批判继承?哪些需要进一步弘扬?哪些需要摒弃?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究。此外,在未来理论构建中,作为学者,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研究,贡献什么样的力量,这也是接下来必须思考的内容和努力的方向。

(一)在批判继承中定义中国红色文化

有观点认为,红色文化即红色资源,着重突出红色文化的资源属性,这一论述是可以进一步探讨和商榷的。渠长根等通过对红色文化概念的由来进行考察,发现红色资源概念的提出早于红色文化（渠长根、闻洁璐:《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综述》,《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此外,红色资源极具经济价值,能为地方政府带来切实的现实利益,由此,学术界掀起了一波红色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研究热潮。但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邓显超等认为:“以红色资源来指称红色文化,虽然凸显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红色文化的资源性和效用性,但是往往忽略了红色文化自身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邓显超、邓海霞:《十年来国内红色文化概念研究述评》,《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显然,现实中我们无法忽略红色资源的作用,在红色文化体系中,红色资源占有重要位置,是文化的载体。开发利用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开展思想道德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红色文化认同、开展红色文化育人、实现红色文化传承、提升红色文化影响力的有效途径。所以,应合理对红色资源进行定位,这一过程中既不能过度地泛化概念,也不能犯窄化概念的错误,需审慎对待相关研究。

至于如何定义中国红色文化的问题,我们主张把属于文化的问题交给文化去解决。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把中国红色文化拆分为中国、红色、文化三部分;第二步,对中国、红色、文化分别进行定义;第三步,综合形成一个有关中国红色文化的概念体系。然而,愈加简单则愈有难度,其中,做好对中心词“文化”的解释是概念突破的关键。从属性来看,文化确属特殊,它有时候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无时无刻不让人感受它的存在。顾晓鸣先生曾感慨:“文化如水上之画,随画随合,留下的只是文化的踪迹。”（顾晓鸣:《有形与无形:文化寻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所以要想破解文化难题,实现对文化概念的精准把握,则“主要依靠对客观文化现象、事实、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依靠文化方面的实践”（顾晓鸣:《有形与无形:文化寻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在这个过程中,人尤其是具有类似行为模式的人的集合体,在文化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赫斯科维茨所说:“一个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他们的行为方式就是他们的文化。（[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比较文明研究》,夏克、李天纲、陈江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9—100页。）正是由于文化主体及其行为方式的存在,一种文化被反映、放大、传播,易于被后人寻找。通过对历史细节、片段、碎片的总结,发现文化行为的群体,发掘行为背后的规则性,进而完成具体到抽象的转变,使得文化的定义有规律可循。以上论述,正是按照文化学方法定义文化的内在逻辑展开的。因此,必须抓住中国红色文化概念的行为主体,挖掘其行为方式的潜在规律,进而运用历史主题,将表象性呈现的历史统领整合起来,形成对中国红色文化的全面认识。

文化学家菲利普·巴格比认为,文化就是“某一社会内成员的,内在和外在的行为规则”（[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比较文明研究》,夏克、李天纲、陈江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对“文化群体、文化规则是文化的关键组成与基本属性”的重要性进行再次强调。文化的概念如是,中国红色文化亦如是。对于中国红色文化的定义,也要突出群体与规则两个关键词,二者是中国红色文化概念的存在前提与核心要素,缺一不可。如此一来,我们将中国、红色与文化概念中的群体、规则相联系,一一对应,初步描摹出中国红色文化概念的轮廓。中国红色文化,即具有中国红色属性的群体与内外在行为规则的文化统一体。具体分析,红色代表革命,代表无产阶级运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群体的代名词,中国共产党的内外在行为规则,包括思想模式、情感模式及行为模式三个方面。思想上,中国共产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革命政党;情感上,中国共产党人秉承近代仁人志士之遗志,在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下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行动上,中国共产党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前赴后继、积极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浪潮,并取得了辉煌成绩的伟大象征。

综上所述,中国红色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下的、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立足于中国、具有独特“中国红”特征的红色文化。这个概念前提之一明确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得以成立;其二必须强调中国红色文化是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蕴含有独特行为规则和宝贵精神品质,是优秀文化的高度凝聚和集中概括;其三具有鲜明的“红色”政党文化属性,也是中国共产党高度精神凝聚力的重要来源。换句话说,精神文化与文化自身的精神属性相一致,是中国红色文化最根本、最纯粹的文化特质。如此,中国共产党集体所形成的革命精神成果都属于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包括五四精神、红船精神、铁军和南昌起义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则是红色文化的弘扬与延伸”(李慧琳:《理解、认同与传承:发掘红色文化时代价值的三个环节》,《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第2期。),也应该是红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精神文化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由于文化的不可见性,研究者只能间接对文化加以把握。同时,文化形成的制度背景决定了文化常常表现为多种形式,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文化研究的内容纷繁,红色文化的研究亦复如斯。学界就有按照文化的划分方法给红色文化分类的,将红色文化划分为物质、精神、制度三种形式(辛锐:《浅析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开发》,《人民论坛》2013年第4期。)。面对繁复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研究者往往陷入彷徨。然则,物质文化终将消亡,制度文化也会更迭,唯独精神文化永存不灭。同时,精神文化最能凸显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和精神内涵。有关中国红色文化的研究,应将主要力量放在精神层面上,解决研究不均衡问题。

其一,中国红色革命精神是中国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精神深植于文化内部,是文化的精髓。从价值层面看,中国红色革命精神“是共产党人革命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红色文化形成、发展的内生动力,是红色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对红色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承和弘扬始终起着主导性、决定性的作用”(李慧琳:《理解、认同与传承:发掘红色文化时代价值的三个环节》,《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第2期。)。从形成过程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红色文化形成的关键期,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红色文化的主体。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社会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红色的政治性决定了红色文化的革命性。通过红色政党的革命实践,历经“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时期红色文化的初步形成、中央苏区时期以苏区文化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的渐次展开、延安时期以延安文化及抗战文化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的全面呈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胜利发展”(邱小云:《论中国红色文化百年发展史》,《红色文化学刊》2017年第2期。)等阶段,中国红色文化形成并发展成熟。“文化的形成必然来自精神,所以红色文化的本源来自于革命精神”(贾微晓:《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理论解析》,《理论月刊》2018年第10期。)。中国红色革命精神居于中国红色文化的核心地位,凸显着中国红色文化的基本属性。按照历史线索对中国红色革命精神进行考察,中国红色文化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差异,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具体来看,中国第一个红色政党诞生的“伟大建党精神”、播撒红色革命火种的“井冈山精神”、开展红色革命实践的“苏区精神”、延续红色革命希望的“长征精神”、积累壮大红色革命力量的“延安精神”、将红色革命上升为全民族反侵略斗争的“抗战精神”以及将红色革命进行到底的“西柏坡精神”等,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红色文化的革命特征,如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及革命集体主义等。因此,彰显“红色”与“革命”的精神是中国红色文化各阶段具体表现的共性特征,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核心内容。

其二,传承红色基因是开展中国红色文化研究的落脚点。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现实服务,具有可操作性。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色传统,最终的目的是传承好红色基因。作为一种优秀的精神文化,中国红色文化从社会实践中来,具有强大的社会遗传性,我们称之为“红色基因”。红色基因有着鲜明的“红色”属性,包含“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伟大的革命精神、优良的革命传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吴娜:《红色基因的文化学考察》,《人民论坛》2015年第12期。)等内容。在历史的进程中,红色基因担负着将中国红色文化传递给下一代的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精髓,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本源泉,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王紫涵:《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的路径探析》,《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4期。),彰显着中国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然而,历史实践活动是经验性活动,具有不可逆性,既不能复原,也不能重演,而中国红色文化与中国红色革命精神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生活方式以及物质条件的改变,也会发生一些无法预料、不可把握的变化。一方面,从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集中体现为红色文化符号和红色文化内涵出现了事实上的背离,红色文化符号形式化,红色文化内涵被忽略;红色文化符号低俗化,红色文化内涵被贬低;红色文化现代化,脱离了历史文化本根,红色文化精神被人为“改造”;红色文化工具化,思想道德教育功能被消解(金民卿:《红色文化的精神传承与理想信念的当代建构》,《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这些现象不得不令人痛心疾首。另一方面,从红色革命精神传播的角度看,有关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做得都还不够,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考量,系统有序推进红色基因传承的工作十分必要。挖掘红色故事,在潜移默化中将党的优良传统和红色基因发扬传承下去,进一步提升中国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增强国际话语权就是既好且必要的方式。红色故事由于表现形式多样,有着广泛的受众群体,在传承红色基因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习近平总书记就多次强调要“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同时,红色故事渗透在党的奋斗历史的全过程,既是革命先烈荡气回肠、浩气长存的光辉形象谱写,甚至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针一线也在无声诉说着共产党军民一家亲的鱼水情。因此,讲好红色故事,要做到有史可讲、有事可说、有物可见,即见人见物见精神。

对此,相关学者在宏观层面上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概括起来有:党建方面,作为中国红色精神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要保持红色本质不改,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不变,进一步强化红色文化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政府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要积极做好有关红色文化宣传教育及红色旅游开发等方面的工作,加强有关中国红色文化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制度设计,保证路线正确、政策通畅;传播方面,要坚持党对思想的引领作用,在既有手段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新宣传形式,转变宣传视角,扩大受众范围。如充分运用科学新技术、传播新理论,创造全新的宣传策略:一是树立“微思维”,提升传播队伍的“战斗力”;二是凝练红色精神,增强红色文化的思想震撼力;三是塑造典型形象,形成红色文化的形象感召力;四是把握重要契机,加强红色文化的议题设置力;五是善用推送技术,强化红色文化的辐射影响力。也有学者指出应不断利用新的宣传手段创造最佳传播效果。此外,博物馆、美术馆、红色革命场馆等文化机构,红色文化内涵深厚,红色文化资源丰富,要创新方式方法,坚决承担起传承好红色基因的历史重任。如朱成山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通过突出资源个性、丰富活动载体、创新传播形式等手段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达到了传播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良好效果(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红色文化论坛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71—376页。)。

(三)以大历史观审视中国红色文化的起止点问题

有关中国红色文化的起止点问题,学界说法不一,尚未达成共识。关于中国红色文化发生的起点,学界共有五种说法,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说(曹志明,刘红梅等)、“马列主义传入中国”说(刘润为,张寒梅等)、“五四运动时期”说(刘孚威,管仕廷等)、“中国共产党成立”说(马强等)、“土地革命时期”说(刘寿礼,何克祥等)。至于中国红色文化发展的下限也是众说纷纭,主要有四种,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说(汤红兵,李康平,谷玉芬等)、“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说(徐利兰,孙晓飞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说(肖发生,魏本权,王刚强等)、“改革开放时期”说(韩延明,张全景,金民卿等)(邓显超、邓海霞:《十年来国内红色文化概念研究述评》,《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这些说法,确实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首先必须立足实践主体,认识到文化发展自有规律性。中国红色文化必须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活动历程这个起点上认识。王琳娜认为,“红色文化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业史、革命史、奋斗史和建设史”(王琳娜:《红色基因的内涵与价值功能研究》,《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邱小云说得更为透彻,“作为贯穿于一个世纪历史的中国红色文化,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活动相统一的”(邱小云:《论中国红色文化百年发展史》,《红色文化学刊》2017年第2期)。因而,中国红色文化的阶段表现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并结合社会具体实际表现为形成、发展等诸阶段。即有关中国红色文化的起止时间与阶段性表现等问题的答案,应当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中找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出现了第一个以“红色”为标志的革命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当家做主,中国社会以及革命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国红色文化至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形成,这也与多数学者关于中国红色文化起始时间的观点相一致。至于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等诸多精神的出现,足以证明中国红色文化业已形成。当然,历史是文化形成、积淀和提炼的社会基础与根脉。以上所提及的各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现实问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更是对中国红色文化时代化、阶段化、大众化等固有属性的生动说明。故起点问题迎刃而解,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应该作为时间上限。

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外的历史,需要放到过去与未来中去把握,即继承是关键,创新是动力。其一,继承是中国红色文化形成的基础。中国红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充分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中华民族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活动中经过淬炼,通过不断推陈出新所形成。其中爱国主义精神、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思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都是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精神内核。其二,创新是支持中国红色文化生生不息的强大动力。时代在进步,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提出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随之发生转移,开始由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转变,突出表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奋斗精神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创新精神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形成。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红色文化主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上就是中国红色文化自身的延续。可见,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产物。伴随具体社会环境的变迁,中国红色文化也在不断与时俱进,反映着社会的最新变化。当然,红色革命精神的核心地位却从未改变,“红色”与“革命”仍然是中国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故中国红色文化的下限将会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继续发展。因此,“红色文化是一种开放发展的文化形态,具备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不应该被设置下限,而应随着共产党人的进步实践而拓展,随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而延伸,随着人类共同理想的逐渐实现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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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色文化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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