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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末代皇帝》，让不少人了解到了清末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戏剧性人生。
作为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坐过“龙椅”，也当过日本“伪满洲国的皇帝”，走到人生的最后阶段，他成为了新中国的公民。
而在其成为公民之后，著名文化人郭沫若还曾邀请过溥仪给他当助理，不过溥仪的回复，却让郭沫若瞬间无地自容。
那么，二人为何产生交集？溥仪又到底说了什么呢？
此前，北京颐和园内德和园的展厅当中举行了与溥仪有关的展览，该展览以溥仪的一生为参考，展出了他在各个时期用过的东西。
为了方便人们了解这位末代皇帝的一生，展览将其人生大致分为了五个阶段，分别是末代皇帝、天津寓公、伪满皇帝、特殊战犯以及普通公民。
不难看出，出生于1906年的溥仪，虽然人生的长度只有六十余载，但是其经历的时代，以及个人身份的变化却是相当大的。
他曾见识到了清朝的衰败，也目睹了日本的入侵，到最后眼看着一个全新的中国被建立。
不知道溥仪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怎样的心里挣扎，但是他的戏剧人生确实是那个时代下才能孵化出的产物。
而从溥仪所著的相关书目来看，他的心路历程也是比较坎坷的，毕竟从皇帝到公民，这二者之间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今天重点聊的就是溥仪在作为普通公民时的一些表现。
在1959年，溥仪收到了特赦令，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并且在这之后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北京植物园参与劳动。
据悉，当时他并未对这一工作有什么不满，干得还十分起劲儿。因此，植物园在1961年也对他给出了较为肯定的评价。
资料显示，植物园给他的鉴定中是这样写的，“溥仪要求进步，对于自己的罪恶有了一定认识。自我改造比较努力……除了在温室劳动以外，还主动参与打野菜、打猪草等义务劳动，总体来说，表现比较好。”
后来，结束植物园工作的溥仪被分配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工作，在这里他担任文史专员，做一些史料整理、摘抄卡片、校正历史细节的工作。
总的来说，工作十分繁琐，但是溥仪却很高兴，因为他当时被分到了北洋组，其中不少北洋军阀都与他打过交道，因此整理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而溥仪在这份工作当中的勤勉表现不仅受到了大家的认可，还受到了郭沫若的关注，二人也因此产生了交集。
提到郭沫若，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总显得褒贬不一，其中不少人都觉得他是趋炎附势的小人，算得上是“墙头草”的完美代表了。
但抛开郭沫若的人品不说，他确实算得上是一个全能型文化人才了，在文学研究、古文字学整理等多个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1960年时郭沫若就已经当选了第三届中国文联主席，从事历史研究、考古等工作，算得上是溥仪的上级了。
从资料来看，那时的郭沫若正在研究清朝的历史，但是受限于《清史稿》的某些记载过于模糊，导致研究一直很难更进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就想到了溥仪，显然，这个做过清朝皇帝的人对祖宗的历史应该是相当了解的。
郭沫若向溥仪抛出了橄榄枝，让他来做自己的助力，帮助自己研究清朝历史。
本以为溥仪会欣然答应，可是他却拒绝了，并且淡淡说出了“我不懂满语”这五个字。
而这五个字似乎让郭沫若意识到了自己这是在揭别人的伤疤，便瞬间感到无地自容，也就再未强求溥仪来帮助自己。
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想，再怎么说也是生在了清朝，溥仪怎么会不懂满语呢？不懂满语究竟是推脱之辞，还是事实呢？
其实从郭沫若的反应就能看出，溥仪此言应该是推脱之辞。
因为在他出生时，清朝虽然就已经处在风雨飘摇当中，但是作为“皇帝”，他肯定是要接受与满语有关的教育的。
并且从他在《我的前半生》当中的介绍来看，他学过满语和满文，只不过学得不太好。
但是这种水平应该还是足以应付研究了，起码当助手没什么问题。
因此，溥仪之所以再三强调这件事情，恐怕就是不想让自己再与“清史”有着过多的联系，毕竟哪怕当时的他已经拥有了公民的身份，但是依旧无法让人忽略他从前是清朝皇帝的事实。所以，这应该是特殊的自保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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